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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张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
其父冯德麟，又名麟阁，字阁忱，1868年生于奉天海城。民国时期担任盛京副都统、奉天军务帮办、三陵承办、陆军第28师师长。早年投身绿林，为张霖前辈，后成为清朝左路巡防营统领。1916年，冯德麟与张霖共同驱赶奉天督军段芝贵，把持东北大权。1917年，支持溥仪复辟，被段祺瑞击败俘获。经张霖运，获释。晚年投身创办实业。1926年，逝世于北镇，从南门凯旋门出殡。
一般来说，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不过，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且完全免费，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
冯庸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所
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分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
1920年，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
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渐趋衰微，
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就得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
1926年，其父冯德麟病故后，冯庸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准备兴办学校。冯德麟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20多年间，累积了庞大的家产。冯庸召集欠债的人，当众焚烧债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当众归还地契，销毁借据再召集家人宣布，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冯庸大学的校产。当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赞不绝口，有诗赞其“翩翩浊世佳公子“。
1927年春，冯庸大学破土动工，“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有教室、办公室、宿舍达200余间的大学校园。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招学生五班，预定数计180余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礼，10月10日正式开学，自此以后，黄底蓝星，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在贯彻民国教育方针的同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视角，创立了“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八德“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八德“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八正“是“八德“的补充，是实践“八德“的方法。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加强道德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并使它们结合起来。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实用、实战，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体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军事、会技术的新青年，从而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在冯庸大学墙上写上了办学宗旨“造成新中华的青年“，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冯庸大学的精神核心，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青年人的前途。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1年19日清晨6点30分，沈阳城沦陷，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中。21日下午4点，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均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捣毁了校舍、实习工厂、办公设施等，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
9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组织满洲独立，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宣布独立国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本庄繁还承诺，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
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
此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毕业生。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历时六年宣告结束。抗战期间，他先后任昆山、长兴、襄樊等地警备司令、戒严司令，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空军等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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