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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祭酒陶大临埋着头，借着申时行挡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这一轮秋讲，总是这样不好好上课，问些敏感问题。
这一堂课讲的是《孟子》，论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本身很简单，没什么争论的余地，反而是政治意义更多一些。
如今讲课的内容和进度，都是日讲官排的，具体审核跟释意，则是两位阁臣亲自过目。
今日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陈栋、吏部右侍郎温纯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为皇帝亲政壮势，以及做礼法上的铺垫。
无后为大嘛。
皇帝十二岁了，完全是一个可以婚配的年纪了。
如果要选妃，提前个一年多，十四岁大婚，那么开年就该下旨开始准备了。
如果急着亲政，那么宫里那位李春芳的孙女，也不是不行。
至于说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陈栋和温纯的意思很明确，舜尚且可以为了留后，隐瞒父母，那么陛下为了留后，做些权变，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张居正说的“礼之权也”。
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经筵官范围内的政治表态。
首辅张居正见到陈栋和温纯这个排课之后，也没提什么意见，顺水推舟得把课端了上来。
同样是一副支持的样子。
按理来说，如此君臣和谐，皇帝意会了，就该感动一番，赏赐点什么东西表表态，然后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大婚才是。
结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转进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临挠了挠手背，只感觉浑身有些刺痒。
不然怎么说非得阁老出面，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
这种涉及儒门根基，国朝本源的事情，他们这些人怎么敢跟皇帝多说一个字？
但凡说错一句话，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朱翊钧的目光，扫过一众经筵官。
将众人各异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后才落在面色为难的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为难，朱翊钧自然知道，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
这话明着听来，似乎并不敏感。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
自汉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上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
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了别问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张居正万分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语。
过了好半晌，他才缓缓开口：“陛下，国朝阴骘下民，覆帱无极，乃以家始，体而推之，是有万民亲亲。”
“陛下为国朝君父，内节皇亲，外施百姓，垂衣御宇，仁覃草木。”
“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撷取吸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明，嗤其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联系政治现实问题，以及丛积时弊，进而探求解决之法，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
这一场整肃学风，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
再以内阁开会，批判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征，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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